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的《國安法》在香港實施 5 年，強調與本地法律銜接、兼容，奉行普通法的香港法院，如何處理兩者法律原則和詮釋的衝突或不一致？本地國安法律與機制持續加強，法院對政府的主張又有何取態？《法庭線》整理比較近期的案件，顯示法庭大部分情況接納政府的主張，例如上訴庭在「《願榮光》禁制令案」，指出就特首發出證明書，法院應對行政機關的判斷「予以絕對遵從」；在挑戰沒有獄中減刑的司法覆核案，原訟庭亦認同，新做法並非額外懲罰，甚至「有助更生」。在少數案件，法院肯定普通法的原則，亦劃出內地法律適用的界線。例如終審法院在「支聯會拒交資料案」重申，公平審訊的權利是最重要，控方若堅持引用「公眾利益豁免權」或需考慮撤控。可見未來，預計仍有一些爭議待解決。例如在「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」，控辯爭議顛覆罪條文中「非法手段」的詮釋，該上訴案將於今年 7 月中開始，在上訴庭聆訊。國安法五年系列報道 第二篇（共三篇，連結見文未）

過去五年，《國安法》案件在法庭的其中一個重大爭議，是如何量刑。

在本港法例下，大部分刑事罪行只列明最高刑罰，另按上訴庭判例，被告認罪一般可獲最多三分之一扣減。不過《國安法》的部分罪行設有刑罰分級及最低刑罰，另有條文列明，揭發他人犯罪等 3 種情況，可作出「從輕、減輕處罰」或「免除處罰」。

在「呂世瑜案」，被告承認煽動分裂國家罪，原審法官以判囚 5 年半為起點，因認罪而減至 3 年 8 個月，惟控方提出受《國安法》最低刑期限制，即「情節嚴重」至少判囚 5 年，法官遂改為判囚 5 年，令被告無法因及早認罪，獲得全數三分之一減刑。

該案上訴時，律政司稱《國安法》與本地法律需要銜接，內地量刑法律有助解釋《國安法》用字的含義，遂呈上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，解釋「從輕」、「減輕」有別，又呈上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主編的《刑法條文理解適用與司法實務全書》，解釋量刑指引。

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在聆訊時曾經質疑，香港在「一國兩制」下沿用普通法，內地法律是「外地法律」（foreign law），不能直接引用。

上訴庭其後裁定呂一方敗訴，惟判詞指出，內地的相關刑法在原則上，可影響（inform）《國安法》或其特定條文的詮釋，但要引用哪項法律、如何引用、適用程度等等，就要視乎個別案件的情況。在本案中，上訴庭認為毋須參考內地法律。

「呂世瑜案」最後上訴至終審法院。終院於 2023 年 8 月在裁決指出，能用於輔助解釋《國安法》的外在材料（extrinsic materials）範圍狹窄。

終院又指，此前「黎智英案」法庭准許引用「人大 5.28 決定」，因它涉《國安法》背景、目的、憲法地位；但律政司在本案提及的其他內地法律，則為不同背景底下制定，屬於內地的單獨法例。

終院引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的發言指出，《國安法》「充分考慮兩種制度差異和香港具體情況，與維護國家安全的全國性法律相銜接，與香港現有法律體系相兼容」，是指香港的法律與《國安法》兼容，而不是與內地法制兼容，法院毋須尋找或考慮用詞類近的內地法律，去幫助詮釋。

終院指，不排除可考慮法律字典，協助理解不同司法管轄區用字的涵義，但就本案而言，應與《國安法》無關的內地立法材料有所區分。

終院在該案亦裁定，「煽動分裂國家」罪的條文訂明判刑下限﹐本地量刑的法律及原則要在《國安法》的量刑框架內運作；只有符合 3 種訂明的減刑情況，法庭才可考慮減刑至低於判刑下限。

《國安法》第 47 條訂明，如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，遇到涉案行為可能涉及國安，或有關證據材料可能涉及國家秘密的情況，應取得特首就相關問題發出的證明書，而證明書對法院具約束力。

全國人大常委會在《國安法》實施兩年半，即 2022 年 12 月底，應特首李家超提請而首度釋法，指沒有在本港擁有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，可否參與國安案件，是屬於第 47 條內規定的問題，法院應向特首取得證明書，如法院沒向特首提出，則由國安委判斷及決定。

港府其後修訂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，訂明海外律師申請參與國安案件前，須先獲特首批出准許申請通知書，法院以「專案認許」方式處理，並須向特首取得證明書；而獲批准的申請，律政司司長亦能因應情況作出覆核。

在 2024 年 3 月實施的「23 條」（即《維護國安條例》），進一步訂明，特首可主動、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發出證明書。

翻查資料，特首李家超由《國安法》實施至今，至少就 3 宗案件發出過證明書（詳見下表）。

第一宗是律政司針對《願榮光歸香港》歌曲，申請禁制令一案。高院法官陳健強同意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，但不信納禁制令有真正作用，故拒絕批出。律政司上訴，上訴庭推翻原審，指評估國安風險的責任在於行政機關，法庭應對其判斷「予以絕對的遵從」。

第二宗案為「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案」的被告張敬生，向高院申請「人身保護令」，指自己應獲獄中行為良好減刑而獲釋，但被懲教署繼續扣留。

其申請原先由高院法官高浩文審理，惟開庭時改由高院《國安法》指定法官黎婉姫負責，黎指出，由於特首李家超發出證明書，指案件涉及國安，首席法官潘兆初遂轉介由她審理。

張敬生一方爭議，他承認的交替控罪出自《侵害人身罪條例》，不是《國安法》的控罪。懲教署一方則說，特首已發出證明書，故被告行為明顯涉及國安。

黎婉姫傾向批准讓張保釋、離開監獄候訊，但署方翌日提出，國安委已就張的控罪性質下達決定，指其承認的控罪，亦屬危害國安罪行。黎指，法庭受國安委決定約束，撤銷張的申請。

第三宗案件，是因支聯會被指煽動顛覆案還押的鄒幸彤，在 2024 年 7 月申請司法覆核，指懲教署扣起 4 本由其母親送入的書，包括記協出版的《人民不會忘記：八九民運實錄》、陳慧的《弟弟》，案件原定排期 2025 年 4 月聆訊，不過最終未有如期進行。

鄒幸彤其後在網上發文，透露因特首李家超發出了證明書，指該 4 本書牽涉國安，她考慮證明書對法庭有約束力，「反正結論就是，對方有這麼一個核彈在，官司大概是輸定了」，自行撤銷訴訟。

政府回應時未有確認是否發出了證明書，惟指特首據《國安法》第 47 條及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第 115 條有權發出證明書，相關資料屬維護國家安全工作信息，除因案件需要以外，不予公開。

在《國安法》首次釋法之後，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於 2023 年 4 月提出司法覆核，披露國安委曾經建議入境處，拒絕向他擬聘的海外大律師 Tim Owen 批出簽證，認為國安委越權。

黎原審敗訴，再提出上訴。上訴庭駁回黎，指《國安法》第 14 條訂明國安委工作不受香港「任何其他機構、組織和個人的干涉」、國安委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，指連同人大釋法解讀，「沒有留下任何懷疑或含糊的空間」，法庭必須依照文本的清晰意思給予效力。

黎其後直接向終審法院申請許可，續爭議國安委是否越權、人大釋法是否擴大其於《國安法》下的職責和職能等。終院上訴委員會於 2025 年 3 月駁回黎的申請，指考慮其理據及進一步書面陳詞後，認為其沒合理原因申請上訴許可。

在「支聯會拒交資料案」中，鄒幸彤要求控方披露，警方國安處針對支聯會的調查報告等兩份國安處內部文件，律政司引「公眾利益豁免權」（PII）反對，指文件涉其他受查的團體，披露或會妨礙調查。

裁判法院、高院原訟庭皆認同控方，准控方遮蓋大部分資料，認為餘下披露的內容已足夠辯方抗辯。

終審法院 2025 年 3 月裁定，律政司大幅遮蓋國安處的調查報告的做法，令辯方無法得知控方的論據，剝奪被告得到公平審訊的權利，指資料一經遮蓋，控方亦不能用作舉證，故定罪不穩妥，裁定鄒幸彤 3 人終極勝訴，撤銷定罪。

終院指出，被告必須在刑事檢控中得到公平審訊是基本原則（a cardinal principle），它由《基本法》賦予，《國安法》亦確認，反映由來已久的普通法原則，批評兩個下級法院犯錯，指日後應循 3 個問題考慮，包括應尋求特首考慮發出證明書，而若果無法保障公平審訊，控方或需考慮撤控，因為公平審訊權利「永遠較其他考慮更為重要」。

終審法院亦提及，法院在《國安法》第三條有其重要職責（有效防範、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安的行為和活動），但強調法院須忠實執行《國安法》及其他適用法律，「包括保障權利的條文，而不是忽視它們，才能履行這個職責」。

政府在 2020 年重新引用《刑事罪行條例》下煽動罪（即舊煽動罪）檢控，多宗案件之中，辯方挑戰控罪的合憲性，以及控方是否必須證明煽暴或動亂意圖才能入罪等等。律政司主張，毋須證明煽暴或動亂意圖。

在「譚得志案」中，辯方引用英國樞密院最新判例，惟終審法院 2025 年 3 月裁決時指，循立法歷史分析，舊煽動罪自 1938 年《煽動條例》訂立時，已非普通法罪行，指樞密院判例「支持作用有限」。

終院亦指出，舊煽動罪在 1970 年修訂，把「煽惑使用暴力」列為其中一項煽動意圖，認為進一步顯示，煽暴意圖並不是該罪的定罪元素。

「23 條」2024 年實施，舊煽動罪被新煽動罪取代。舊罪五類罪行，定罪最高可囚 2 年至 3 年（管有最高判囚一年）。而新煽動罪最高囚 7 至 10 年，（管有最高判囚 3 年）。新罪案件之中，辯方爭議，最高罰則提高，不等於法庭要隨之調高判罰。

2024 年 9 月，總裁判官蘇惠德審理 3 宗新煽動罪案件（見下表），3 名被告俱認罪。其中 2 人曾被裁定舊煽動罪罪成，他們的新罪案件涉穿「光時」衫、網上發帖，官各以判囚 18 個月為量刑起點，水平與舊罪的譚得志案一樣。餘下一案則涉在巴士寫煽動字句，官以囚 12 個月為量刑起點。

官亦反駁辯方，指新法例調高刑罰，反映立法機關藉嚴刑消除危害國安、破壞社會秩序的風險，法庭必須考慮。

「23 條」亦改變獄中行為良好減刑的做法，涉及國安罪行者，除非懲教署長信納提早獲釋不會不利國安，否則不能准予扣減。新例實施後，馬俊文、張敬生分別循司法覆核和「人身保護令」挑戰署方的決定，均以失敗告終。

審理馬俊文覆核案的高院法官李運騰指，「23 條」對國安罪犯的減刑安排提出更嚴格條件，即使不減刑，刑期都不會多過法院判罰、不屬額外懲罰，新做法甚至「有助更生」，又指法院應充分考慮國安委的意見、「遵從」行政機關判斷。

在「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」，控辯在原審爭議《國安法》顛覆罪條文中，「非法手段」的定義，辯方主張應限於威脅或使用武力、構成刑事罪行的行為。

不過 3 名高院指定法官不認同，指辯方說法「不合情理、不合邏輯且有違《國安法》目的」，最終裁定「無差別否決」足以構成濫用權力，違反《基本法》規定，故屬「非法手段」。

案中 14 名罪成被告已提出上訴，上訴庭將在 2025 年 7 月 14 日起聆訊，預計將處理為「非法手段」定義在內的爭議。

「香港獨立黨案」被告黃煡聰，承認「串謀煽動分裂國家」罪，因刑罰下限未獲全數三分之一認罪減刑。他提出刑罰上訴，被上訴庭駁回。

上訴庭並指，不同意原訟庭在「47 人案」裁斷就串謀控罪，《國安法》刑罰分級制不具強制性（該案 3 名組織者判刑低於下限）。黃被上訴庭駁回後，正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，若獲許可，相關爭議將由終院作出裁斷。

不過「23 條」已經訂明《國安法》刑罰適用於串謀罪，日後案件未必有類似爭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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